王子榮/國民法官:是鄉民的正義,還是殺戮的艱難?

王子榮/國民法官:是鄉民的正義,還是殺戮的艱難?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 文:王子榮,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法官)

司法院公布了「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也有人稱國民法官草案,相對於現在職業法官),很快就成了各界熱議的焦點,司法院邁出的這一小步,卻是我國司法刑事審判實務上的一大步。

此一制度將開啟國民走上法檯,和法官一起參與案件審理的機會,避免過往推觀審制時落人口實,例如民間司改會指責人民只能看不能判,甚至招致法官不願意分享權力的誤解。

然而,過往對於法官總是冠上恐龍名號,外界可能連判決都還沒看過就先開罵,認為法官不食人間煙火,「奶嘴」的譏諷不絕於耳。但面對司法院此一開啟國民法官的作為,卻沒有太多掌聲,認為司法只是找人民來背黑鍋,或認為國民法官一定會有權威迷思,最終還是職業法官指揮全局。甚至民眾開始害怕疑慮,認為怎麼可能讓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人能像法官一樣判案、斷人生死!

一意孤行的司法院?

最先指責司法院的聲音,是認為司法院悶著頭、蠻著幹,硬要推銷國民法官制度。但這是一樁誤會,實際上要讓民眾走入法院,這是剛結束的司改國是會議的共識,只是在於最後表決時,一直是在制度選擇上有拉扯:究竟是要美國的陪審?還是德國的參審、日本的裁判員制度?

如果我們認為司改國是會議不該是一場兒戲,那如何不認真看待,縱使司改國是會議的決議效力言人人殊,但總歸是社會期待的展現。尤其在法官只差沒被抓去活人獻祭的現今氛圍,與其說是司法院一意孤行,不如說是外在壓力逼迫下一定得做出的回應。法官的個案判決固然不能用有無符合社會期待來評價,但司法行政卻不行,跟社會溝通對話並適時予以回應責無旁貸。所以剩下的問題很簡單,怎樣的制度才不至於失控?

從先進國家的經驗來看,職業法官受到社會大眾挑戰是必然的,所以司法制度的設計本來也並非一成不變,本來就該適時調整,就如同以往刑事訴訟程序不強調程序正義,到現今以無罪推定、落實交互詰問等措施來實踐程序正義。改變,是進步的象徵。

再者,法律是一門專業,法院所產出的判決是一連串將事實解構、賦予評價並選擇最終效果的過程。當民眾有所誤解時,尤其這個誤解透過媒體放大時,倘若不適時疏導,誤解的蔓延最終將如洪水湮滅整個民主法治,沒有人會是局外人。改變,也是為了生存。

第一次當法官就上手

當法官難不難?我的回答是難,卻也不難。

為何說難?以刑事審理而言,難在面對個案中的決定,如何正確適用法律,是誰在講謊話、是誰才是法律該懲罰的人?發現真實往往需要抽絲剝繭,細細清理脈絡,而你會感受到被害人的無助,更會感到無力,因為你對被害人很難伸出援手,他們的憤怒有無出口?

有時候被告是可憐的,可能只是為了餬口才去檢取別人放在門口的紙箱,逕而遭檢察官起訴竊盜;有時候被告是可惡的,不過為了微不足道的理由,卻犯下殘忍行為,這些判斷試煉與負面情緒是刑事庭的日常。

為何又說不難?因為每件案件都是社會上真實發生的事件,不是憑空想像出來,是有血有肉的,所以面對這些事實,職業法官和國民法官都是一樣憑藉著既有的生活經驗去推敲、去探究,不是活在平行時空。

當面對事實的判斷時,我們都一樣,沒有誰比誰高明。所以當職業法官跟國民法官一起參與程序時,不同的思維可以交會,既有職業法官的法律專業,也有國民法官的多元視角,這樣的運作雖然模式與過往大相徑庭,但絕非一無可取。

不是鄉民的正義,而是殺戮的艱難

整本刑法唯一死刑好嗎?這本來是網路上的一種反諷說法,沒想到最近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竟然出現此類提案,連同之前酒駕鞭刑提案成立,整個社會出現的氛圍無非呈現亂世用重典的氛圍。迷信重刑手段至此,那為何職業法官不乾脆每一件刑案都往最重的刑度判下去就好,贏得社會掌聲豈不容易?

實際上,當你面對一個活生生的被告,你會發現他的生命歷程不再是媒體報導的這麼扁平(如曾文欽從小到大的顛沛流離),他之所以走到這一天、之所以會這麼做,可能是生病、可能是當下情境壓迫使然,被害人無辜遭遇橫禍,人們不捨,但被告真的該死嗎?

如果是社會的防護網出現破洞,若我們不將它補起來,同樣的憾事恐怕會一再發生。倘若你看見被告不是沒有變好的可能(不是什麼抄佛經、不是什麼在校成績好),那被告該死嗎?你會不禁懷疑,而這些審理上的接觸與感受才是進一步決定量刑的因素。

然後,民眾會發現,躲在鍵盤後面的鄉民正義喊起來容易,只需要敲打幾個字就能斷人生死,但現實上的決定卻不容易,原來殺戮是如此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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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雙重認同」止跌回升,是誰改變了?

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雙重認同」止跌回升,是誰改變了?

民眾參與元旦升旗典禮,開心與國旗合影留念。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民眾參與元旦升旗典禮,開心與國旗合影留念。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 本文授權轉載自《菜市場政治學》

台灣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自1992年以來,定期追縱台灣民眾的重要政治態度趨勢。其中,台灣人/中國人的認同意識,在過去二十餘年來,已經出現了非常重大的轉變。

在20餘年前(1992),同時也大約是海峽兩岸剛進行正式的會談之時,只有17.6%的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當時的中國人認同(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還有25.5%,另有46%的人認為「都是」。在2016年底的時候,中國人認同僅剩下3%左右;有六成的人們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且所有40歲以下的人當中,有七成的人如此認為,出生在1987年解嚴之後的世代,也就是30歲以下的人們當中,有近八成(79%)的人們如此認為;另外,全體有三成(33.6%)認為自己是雙重認同,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參考閱讀:〈什麼是「現狀」?台灣人視自己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台灣人認同(排他性的認同,exclusive identity)在2014年達到高峰,有超過六成的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也不是都是。然而,在2014年之後的幾次調查,這個比例呈現微幅下降,從60.6%下降到2017年六月時的56%,回答「都是」的比例則是止跌回升,從2014年的低點32.5%上升到36.6%,而認為自己只是中國人的比例則沒有變化。令人好奇的是,是哪些群體的態度改變了?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態度分佈趨勢圖。 圖/取自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態度分佈趨勢圖。 圖/取自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由於這份資料並沒有釋出不同年齡層的資料,因此我們沒辦法直接拿來分析。正好,2017年的國家安全調查資料剛剛出爐!這是由杜克大學政治系牛銘實老師所主持的計劃,每年都委託政大選研中心執行調查。根據這個調查的說明:本調查係以電話訪問之方式進行獨立樣本訪問,正式訪問時間是2017年11月29日至12月05日,於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行,實際訪問完成1,244個有效樣本,以百分之九十五之信賴度估計,最大可能抽樣誤差為:±2.77%。

我們用最簡單的交叉表來初步檢視是哪些群體在回答自我認同的時候出現改變。

年齡層與台灣人認同交叉分析

在這份國家安全調查當中,從2016年至2017年底,台灣人認同的確也如政大選研中心所做的政治態度調查一樣,出現下降的情形(在2015至2016年還沒呈現出這個趨勢)。純台灣人認同從59.7%下降到54.1%,雙重認同從36.1%上升至41.4%,中國人認同幾乎沒有改變(4.2%及4.5%)。

若我們以年齡層來看會發現有趣的現象。認同答案改變最多的是在50-59歲這個世代,純台灣認同減少了13.7%,從63.5%下降到49.8%;雙重認同增加16.6%,從30.5%上升到47.1%,看起來是非常大幅度的改變。

30歲世代及40歲世代的純台灣人認同減少幅度,分別是-5.8%以及-7.9%。40歲世代在雙重認同的增加方面從44.3%上升到53.8%,增加9.5%,30歲世代則是增加5.2%(34.9%至40.1%)。

如果是中共負責統戰的官員看到這邊可能會感到很開心,不過大概也不能開心得太早。在29歲以下的世代,台灣人認同不減反升,2017年比2016年還上升了2.6%,認為「都是」的比例下降3.4%。另外有一些是「無反應」比例的變化。所謂「天然台」的現象在解嚴後的世代(2017年是解嚴的30週年)特別明顯。另外,60歲以上世代的認同變化也是沒有顯著差異的,即使帳面上出現微幅的變化,但還是在抽樣誤差範圍內。

圖/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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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解釋

為什麼有一些年齡層在2014年之後,對自我認同的回答會出現這麼大的差距呢?這部份很可惜的是還沒有更詳細的資料可以分析原因,不過我們可以來做一些推測與假設。

2014年發生的一連串事情,讓「中國因素」對人們來說變得特別地顯著(salient),由於服貿爭議,人們開始注意到關於中國的威脅,或者,在這段時間能夠有更多機會參與到公共事務的討論當中。普遍來說當時人們覺得表態是很重要的,而且也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就比較多人會想要表達:「台灣跟中國是不一樣的」這樣的想法。

此外,在許多重大社會運動的動員過程當中,有很多人們表達「勇敢的台灣人站出來」這樣的論述方式,例如滅火器樂團所作的《島嶼天光》這首太陽花運動的代表歌曲,讓「台灣人」變成一個很正面的符碼。而各種社會動員和台灣意識的升高之下,這大概也是馬英九總統被開玩笑地稱作「台獨教父」的原因——在他任內,台灣人認同的升高程度(+16%)比陳水扁總統任內(+8%)還要高出許多。有趣的是,在陳水扁任內下降比例最高的是純中國人認同,雙重認同比例幾乎不變,而在馬英九任內,主要下降的是「都是」的回答。

而在2014年的地方選舉、2016年的中央選舉過後,由於被一些人認為過度親中的國民黨失去政權,許多人可能會覺得表態的急迫性下降了,所以更多人寧可就講說自己「都是」,或者說,比較放心地去講自己原本的認同狀態。

在馬前總統任內,台灣人認同的升高程度(+16%)比陳水扁總統任內(+8%)還要高...
在馬前總統任內,台灣人認同的升高程度(+16%)比陳水扁總統任內(+8%)還要高出許多。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除了表態的急迫性下降之外,如果我們拿民進黨執政之後媒體的論述方式,與2014年重大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之時來比較的話,會發現有很大的不同。有別於先前許多以台灣為主體的動員論述,作者一些很粗淺的觀察是,從蔡政府上台以來,有些媒體的論述方式常常在「長中共志氣、滅台灣威風」,甚至還有不少讚揚威權、貶低民主的言論;而蔡政府本身由於內政重大爭議很多,造成滿意度持續下降,再加上國際政治的紛亂,尤其美國國內政治的重大不確定性,讓部分台灣人對自我認同感到懷疑。當然,這邊只是猜測與假設而已,還需要更多資料驗證假設。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假設是,人們對中國的感覺有所改變。

先不提中國一直在講的中國夢是否成功吸引到台灣人想要當中國人這樣的問題,台灣人對中國的擔心程度是有所下降的。如果我們從國家安全調查當中的「擔憂中國以經濟來要求政治讓步」比例來看,2017年整體來說比例比前一年還下降5%(64.4%至59.4%),擔憂中國的人變得更少一點。

而這又可以帶到另一個有趣的討論:近年來中國的影響力隨國力增加而持續增長,許多國家在內政或外交方面都已經出現對中國的擔憂與反制,例如美國有智庫把中國的影響力稱做Sharp Power,該報告已引起全球媒體的關注。

其他國家怎麼看待中國呢?澳洲通過了禁止中國企業政治獻金的法案,而紐西蘭學者則提出中國影響報告引起軒然大波,印度也推出許多制衡中國的政策。然而台灣民眾對中國「以經換政」的擔憂卻是略微下降的!這跟整個區域的國際政治局勢似乎是相反的發展。(推薦閱讀:The Waning Effect of China’s Carrot and Stick Policies on Taiwanese People

圖/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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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認同與台灣人認同

若我們把政黨認同此一因素,拿來跟台灣人認同做交叉分析的話也會得出很有趣的結果。

在調查當中將近一半(47.8%)民眾都認為自己沒有明顯的政黨認同傾向、維持中立、選人不選黨。直接問政黨認同的話,歷來調查結果都是如此,所以各黨的支持比例就先僅供參考。雖說這個只是很初步的估計,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2017年的調查當中回答自己認同國民黨、親民黨、新黨的人,比例重新超過了認同民進黨的人(24.6%對上22.4%,2016年是23.5%對上25.6%)。而回答時代力量的比例維持在5.2%上下,沒有太多改變。

在這一年內,泛藍政黨認同者當中,認為自己是純粹台灣人的比例大幅下降,從37%降到26.4%(-11.6%),大部份改變成「都是」(+7.4%),也有少部份人回答中國人(+2.2%)。民進黨認同者回答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跟去年差不多,僅小幅下降2.7%,還是在誤差範圍內,而且仍維持超過八成的比例。

最有趣的是,時代力量的支持者雖然佔總體比例不高,但是支持群眾當中的台灣人認同卻有很大的改變。16年抽樣結果是70.6%,17年卻有高達93.2%的比例回答是純粹台灣人,回答「都是」的比例下降24.3%,僅有5.1%。這是否代表支持群眾來源的重組?是否代表人們對時力的意識型態評價漸趨一致?這是很值得後續追縱的問題。這份資料無法推論出是某一個黨的支持者改變了認同的回答方式,還是某一種認同回答方式的人改變政黨認同選擇,抑或是都有。

另外,沒有回答支持特定政黨的中立選民,回答純台灣人認同的比例也是呈現下降,從57.3%下降到50.8(-6.5%)。

圖/作者自製
圖/作者自製

小結

每個人都有自己定義的國族認同內涵,在民主國家,我們也有做任何主張的自由和權利。這也是現在跟以往威權時代不一樣的地方,也是跟現在的中國政權不一樣的地方——在威權時代、白色恐怖的時代,人們並沒有主張自己「不是中國人」的自由。

台灣認同的變化在過去二、三十年間經歷了巨大的變化,許多人也認為認同的問題已漸趨鞏固,人們不再對其內容有尖銳的爭議。不過,我們可以發現,有相當比例的人們仍然是會有一些浮動的狀況,隨著政治經濟環境而有些不同。簡單來看,陳水扁執政時期主要是中國人認同下降、台灣人認同上升;馬英九執政時期是雙重認同下降、台灣人認同上升;而從2014年到現在,主要是雙重認同稍微回升,而純粹台灣人認同的比例稍有下降。變化幅度在50-59歲年齡層最為明顯,30-39、40-49年齡層也是有顯著改變。不過,解嚴世代的台灣人認同不減反增!

後續可以問的問題是,如果以中共想要統一台灣的角度來看,時間是站在哪一邊?雙重認同是中共想要看到的結果嗎?還是說只能接受純粹中國人的認同?(從中共對付少數民族以及社會異議人士的態度來看,好像只能唯一選擇當中國人?)

又如果讀者是中南海的中共高層,看到現在台灣的認同趨勢變化,會覺得這代表近年來的策略改變成功嗎?接下來,統戰的策略會往怎麼樣的方向做調整呢?

註:對照香港最新的調查結果,有很多有趣的討論和對比。

每個人都有自己定義的國族認同內涵,在民主國家,我們也有做任何主張的自由和權利。圖...
每個人都有自己定義的國族認同內涵,在民主國家,我們也有做任何主張的自由和權利。圖為2014年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來台,一名民眾揮舞五星旗表達歡迎。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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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人現場】我將生命交託祢:乩童與濟世文化

【鳴人現場】我將生命交託祢:乩童與濟世文化

製圖/鳴人堂
製圖/鳴人堂

 

在新聞報導以及影視媒體所再現的乩童,往往以一種片段及負面的形象呈現在閱聽眾面前,例如怪力亂神、騙財又騙色,這些對乩童粗野蠻陌與落後迷信的成見,某種程度上來自傳統士大夫的視野,另方面則來自社會型態的轉變(從傳統農村社會進入當代都會生活),而學校也逐漸導入科學化的教育。這些來自階層的、社會型態的以及教育模式的移轉,皆使臺灣的乩童以及乩文化面臨人力承續的斷層。

2016這一年,臺灣的影視文化圈吹起一股臺灣宮廟風,特別是《通靈少女》《花甲男孩轉大人》劇中更有對靈乩的描繪。民間社會對「此岸」到「彼岸」的溝通需求不減,更可上溯至漢時期,這淵源流長的儀式文化正反映出常民對「神鬼溝通」的殷切需求。

「社會上經常將乩童或是通靈人視為不入流的文化,甚至不認為是文化」,民俗亂彈執行編輯,也是民俗文化研究者溫宗翰指出,儘管如《通靈少女》帶出通靈的討論,但劇中並未呈現有別於通靈以外的另一體系——乩文化——的系統,乩童與靈乩無論在信仰的結構、訓練的過程皆有不同,對社會發展而言也意義也迥然相異。

溫宗翰說,當臺灣社會邁入工商社會且越來越民主化後,靈乩的發展才逐漸蓬勃,當前社會靈乩甚至比乩童還要來的多。靈乩講求的是個人內在的修行,「他們強調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個『靈』,透過修行讓我們可以與神靈接觸,並藉此獲得更多的靈力」,強調個人的靈驗,溫宗翰認為這與民間信仰走向個人化有關。那靈乩與乩童主要的差異在哪?靈乩講靈語、重視靈異經驗,強調靈動特徵,「例如靈乩會跟你說你現在身後有幾個人跟你這樣」,溫宗翰表示,絕大多數的傳統乩童是看不到所謂「無形」的存在的。

話鋒一轉,溫宗翰有感而發地指出,乩文化在臺灣社會承受了諸多污名,新聞報導如果有乩童,不是騙財,就是約人「雙修」的騙色,卻忽略傳統乩童是地方社會的重要精神寄託與儀式專家,是信仰中心的代表與領導者。他以松柏嶺受天宮為例,指出受天宮除了是臺灣知名的進香中心,也是具傳統歷史的乩童訓練中心,早期臺灣各地公廟還會將乩童送至該地接受訓練,從受天宮出來的乩童數量不勝枚舉,這點也可從受天宮設有乩童專屬的盥洗室可以看出對乩文化的敬重。

 

溫宗翰表示,絕大多數的傳統乩童是看不到所謂「無形」的存在的。 攝影/許伯崧
溫宗翰表示,絕大多數的傳統乩童是看不到所謂「無形」的存在的。 攝影/許伯崧
新聞報導如果有乩童,不是騙財,就是約人「雙修」的騙色,卻忽略傳統乩童是地方社會的...
新聞報導如果有乩童,不是騙財,就是約人「雙修」的騙色,卻忽略傳統乩童是地方社會的重要精神寄託與儀式專家。 攝影/許伯崧

 

乩童訓練手冊

「乩童不只是神明的『代言人』,神靈降下來的時候,他就代表神。」其一言一行皆為傳達神明的旨意,不得閃失,因此其訓練的過程就十分重要。要成為一名乩童,溫宗翰指出須由「神明採乩」指定,接著也需經祖先、父母同意,通過後還需進行「坐禁」、「訓乩」,若要獲得公眾信任,還要有各種顯聖神蹟,任一階段未通過,都無法成為合格的乩童,為神明服務,因此傳統乩童不僅是神明的代言人,更是地方社會的重要儀式專家。

以受天宮帝爺公採乩為例,通常是在一段「特定時間」(比如謝平安遶境活動),且在特定區域(轄內六區七村)內。溫宗翰特別指出,神明會在遶境、眾目睽睽下採乩,為的是讓庄裡明白此人將為神明服事,獲得庄裡的認可。

其次,採乩後,神明會附身在老乩童身上到新乩家,詢問祖先與父母的同意,必須連續三個聖杯方能採用此人。最後,等獲祖先與父母的同意後,新乩需進行「坐禁」,在坐禁期間,需進入禁房與外隔絕。禁房內配有一床(過去是草席),一桌(安放神像),其他空空如也,對外窗需以紅紙遮掩,而在坐禁期間需禁食,只能飲水、或是以甘蔗汁充飢,甚至不得大號。此外,禁房內檀香需24小時持續燃燒,以淨化新乩的身心。在渡過這坐禁期間後方能出關,接受老乩童的檢驗、訓練,往後,無論是坐釘床、釘椅或是操持五寶都需自己練習,至此,新乩也才得以稱為一名乩童。

坐禁是任何人想坐就可以坐的嗎?溫宗翰表示不行,如前面所提到的諸多繁複程序,想當一名乩童,甚至是坐禁都有一定的條件,「怎麼可能會有雙修,要修也是筆生跟乩童一起」,溫宗翰說,有時候筆生也會跟乩童一起坐禁,但同樣需擲筊經神明同意。坐禁出來有瘦嗎?現年26歲的受天宮筆生李澍慶說,有,他瘦了三公斤。

人們或許對坐禁期間充滿好奇,像是坐禁時手機也不能帶,可以看書,但對現代人來說不免單調乏味,甚至這樣的「閒到發慌」會讓坐禁前功盡棄。受天宮乩童陳建宇說,在裡面的生活總結下來是「無聊、無聊、無聊」,無事可做便找筆生聊天,當然,只有兩個人,話題不拘,但坐禁就是要讓你放下俗事,靜下心來。李澍慶則分享,曾有乩童在坐禁時「說幹話」,結果半夜遭神明處罰,徹夜雙手騰空筆畫,整晚不得安眠。

 

受天宮乩童陳建宇。 攝影/許伯崧
受天宮乩童陳建宇。 攝影/許伯崧
受天宮筆生(亦稱桌頭)李澍慶。 攝影/許伯崧
受天宮筆生(亦稱桌頭)李澍慶。 攝影/許伯崧

 

乩童的濟世文化

乩童的民俗功能最被廣為討論是「醫療」的作用,其所醫治的疾病,往往是具公眾性與展示性的,重要的是在於提供「心靈上的支持力量」,溫宗翰也提及,此可供醫病關係緊張的臺灣當代社會思考。

「現代人即使相信現代醫學,也經常遇到醫病關係緊張的狀態,」溫宗翰說,「許多人生病去看醫生,未必會遵從醫生指示,有時醫生開七天的藥,病人只吃三天,他指出,如果藉助神明的力量,說「帝爺公交代要按時服藥」,你還會不吃嗎?

「當你需要做出人生抉擇時,神明經常是最有信心的選擇」,溫宗翰說,底層民眾因生活經驗傳承,面對重大決定往往交託給神明作主,像是在眾多醫生名單中猶豫不決,但只要神明指派了哪一位醫師,信者便容易死心塌地的相信這位醫師。這看似現代文明與傳統的尷尬,其實另方面來看,也是彼此的互補與互助。

當然乩童的功能不僅在醫療與心靈支持,也在掃蕩妖精、驅逐鬼魅的信仰功能上,提醒我們對生活環境的覺察與尊敬。溫宗翰說,當遶境隊伍到某個車禍熱點進行路祭,整個隊伍停在該路口,乩童一躍而上附身起乩時,這樣的「大陣仗儀式」也會傳遍整個庄頭。在往後庄頭人經過該路口時,都會顯得特別留意、警惕在心,這就是儀式的力量。

此外,乩童的濟世文化還包含社區關懷,溫宗翰回憶起有一回一名黑面元帥的乩身來到一戶男主人剛往生的喪家,安慰喪家年幼的孩童,並交代如果需要協助,請他隨時到宮裡,玄天上帝三兄弟會幫忙他度過難關。這些事例再再呈現濟世文化中關懷鄰里故土的慈悲,也呈現出地方濟世助人的溫暖情誼。

 

長時間操持法器,陳建宇的前額頂已出現乩童常見的傷口。 攝影/許伯崧
長時間操持法器,陳建宇的前額頂已出現乩童常見的傷口。 攝影/許伯崧
圖為乩童操持法器之一,鯊魚劍。 攝影/許伯崧
圖為乩童操持法器之一,鯊魚劍。 攝影/許伯崧

 

 

乩童的本質是公眾服務的一環

在民間信仰中有種普遍流傳的說法,認為被神明挑上的乩童壽命較短或有生命難關,透過擔任乩童累積功德得以續壽,因此我們常可見到一些老乩童儘管年歲漸大,依然出外為神明服務,因為他們相信一旦退休了,壽命也將盡了。

對乩童陳建宇而言,就有離奇經驗發生在他身上。在他成為乩童前,就曾離奇發生車禍卻大難不死。問道,是騎快車嗎?他說就順順地騎,不知道為什麼總是遇到血光之災,車禍的陰影如影隨形,直到他正式成了乩童,這些情事才不再發生。

問到陳建宇,第一次操持法器「自殘」時會害怕嗎?他說其實當下進入恍惚狀態不會有感覺,而傷口也很快就癒合了,相較於肉體的受傷,令他掛心的反而是「沒把信徒的事情處理好」,就像信徒與神明、神明與乩童、乩童與筆生間,都是彼此相互交託與依存的共生、共存關係,如同人們生活在臺灣這塊土地上,都會與民間信仰間無可避免的產生互動甚至是相互約束。

溫宗翰最後提醒,在當代社會裡,傳統民間信仰不斷地流失,他建議人們盡可能回到地方瞭解地方知識,重新認識地方信仰網絡,乩童與濟世文化其實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只是當代的生活讓我們以為它已經離我們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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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投法上路 提案門檻1879人連署需28萬

新公投法上路 提案門檻1879人連署需28萬

2018-01-03 20:46中央社 台北3日電

中選會今天表示,公民投票法修正條文奉總統蔡英文公布,中選會成為全國性公民投票的主管機關。如以第14任總統副總統選舉人數計算,提案門檻為1879人、連署門檻為28萬1745人。

中央選舉委員會晚間發布新聞稿指出,總統於今天公布公民投票法修正條文,中央選舉委員會成為全國性公民投票的主管機關並負責辦理相關事項。法令公布後第3天施行。

中選會說明,這次修法重點除將全國性公民投票的主管機關改為中選會、投票年齡降為18歲外,也大幅降低提案、連署及通過門檻,日後全國性公民投票案如以第14任總統副總統選舉人總數1878萬2991人計算,提案門檻為1879人、連署門檻為28萬1745人,投票結果有效同意票多於不同意票,且有效同意票達投票權人總額1/4以上者,即為通過。

中選會進一步說明,為協助民眾行使公民投票權利,中選會除配合修正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提案人名冊格式外,同時製作「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流程圖」供民眾參考,並公開於中選會網站。

公投流程包括提案、連署階段,提案人提案後,中選會將於30日內完成審核,戶政機關於15日內完成提案人名冊查對,送交中選會;若合於規定,相關立法機關及行政機關在30天內提出意見書。

進入連署階段後,提案領銜人於6個月內提出連署人名冊,中選會審查;若合於規定,戶政機關完成名冊查對後,中選會10日內公告公投案成立。公投案成立後,中選會於公投日28天前發布公告,並舉辦發表會或辯論會至少5場。中選會表示,流程圖僅供參考,實際程序依相關法規及中選會委員會議決議而有不同。

中選會主任委員陳英鈐表示,中選會為獨立機關,將依據公投法所揭示的主權在民原則,透過公平、公正、公開程序,確保人民參政的基本人權,以擴大民眾政治參與,促成人民與政府在公共領域的對話,讓台灣民主更為深化。

中選會指出,配合公民投票法修正後,正積極辦理後續相關作業,包括修正「公民投票法施行細則」、修正「全國性公民投票意見發表會或辯論會實施辦法」及修正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相關表件格式,同時,也規劃建置電子提案及連署系統及訂定電子提案連署及查對作業辦法,並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法修正或訂定自治條例等事項。

中選會投票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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